序 言
2019年7月22日是东北师范大学已故学者丁则民教授百年诞辰。为纪念这位中国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我们将目前搜集到丁则民先生的育才资料汇编成册，以示纪念。同时，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追念并弘扬先生的精神，学习他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国家贡献一生的崇高品质。
作为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丁则民在世界史学科的贡献，与武汉大学吴于廑、复旦大学周谷城、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等人不同，这些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对世界史概念、含义、思想或理论框架的构建，留下了让后学传颂的丰富著述，而丁则民先生关于整体的世界史观的认识，几乎没有成型的文章与著作。但是，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世界史学科的学科建设，包括课程建设、教材编写、研究生培养体制、学科师资队伍等方面。关于这些贡献的具体事迹，请参见本集中收录的《默默无闻的开拓者——浅议丁则民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由于特定历史年代的特殊条件，丁则民先生是从60岁以后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在他人生最后的20年间，丁则民先后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不到20人，博士研究生13人。但是，这些人才毕业后都相继成为其所在单位或者行业的骨干和带头人。就目前国内美国史学界而言，像厦门大学的王旭、韩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仁伟，先后在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任职的戴超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袁鹏，浙江师范大学的孙群郎，先后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工作过的安钰峰，等等，都是丁先生门下的佼佼者。张勇安和张杨等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也曾在东北师范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教育，是丁先生成功申获的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近现代史硕士点和博士点——世界近现代史——的直接受益者。
此外，除丁先生门下的学生外，他指导过的著名学者也不少见，其中包括著名的美国史学者、前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我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侯文蕙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黄柯可教授，以及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多年的同事宫秀华、徐家玲和李晔教授等。首都师范大学周钢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过程中先后接受丁先生指导长达数十年。据周钢老师本人讲，他与丁先生之间的书信多达35封，其中许多就是讨论学术问题的。我们相信，读者通过对本资料集的阅读，会与我们有一个共识：在人才培养方面，丁先生的贡献绝对不限于美国史，而是惠及世界史学科的许多老师。
为了反映丁则民先生教书育人的思想和业绩，我们根据所采集到的资料，将其分为三个部分——教学与研究编、交流与举贤编和学界追思与评价编。
在教学与研究编中，除了丁则民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时拟定的美国史教学大纲外，主要收集了丁则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带领学生翻译的资料，其中包括三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历史课程设置一览、美国学者撰写的美国史著作部分章节或论文，或者是原始资料。此外，该部分还收录了丁则民先生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研究生授课讲义；先生的讲义书写在传统的记事本，或者是日记本上。在内容选择方面，因为篇幅限制，根本不可能将其全部收入。于是，我们选择两个方面，第一是选择了从殖民地时代到内战前的讲义，其内容编排反映了先生对美国通史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同时还能反映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第二是选择了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讲授的美国移民史的部分讲义。在编辑这两个部分内容的时候，我们的原则是：（1）与已经公开出版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内容雷同部分没有收入，以免重复，造成资源的无谓浪费；（2）关于美国移民史的内容，如果丁则民先生已有公开的文章面世，则不再收入。这些内容主要是研究生讲义。我们曾经试图寻找丁先生当年编写的《世界现代史》教材，以求洞察丁先生在本科生教学方面的思考，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这项工作还要继续努力。
交流与举贤编中的内容更加丰富。其中包括丁先生与友人和学生的书信、研究生的培养心得、研究生招生经验总结、西南联大的回忆以及自己学术道路的总结等。与友人和学生的信件特点有三，第一，所有信件都在谈工作，包括推荐学生深造、出国交流，或者是就业；有些信件是具有励志性质的内容，鼓励学生克服困难，矢志学习；有些信件是向学生传授撰写书评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第二，我们在整理资料中发现，丁先生做事非常认真，无论是向学校提交的报告公文还是给学生或者友人的信件，每一封信都要打草稿。这种打草稿的习惯反映在他做事的每一个方面，甚至参加学校学科建设的汇报、教学总结，或者是申报项目等，都要反复斟酌、修改和润色。本集中收录的许多信件，包括致黄绍湘、杨生茂、邓蜀生、李道揆等人的信件都是草稿，没有签名和书写时间。有些段落经过反复修改，字迹重叠或者模糊，不大容易辨认，因而我们总担心在文字输入的过程中出现理解性错误。第三，丁先生特别注重于对外学术交流，不少信件中总涉及邀请外籍教师讲学，或派遣青年教师赴国外研究与深造之事。
学界追思与评价编中，收集的文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丁先生去世时，学界友人的唁电，这一部分的一些作者（例如刘绪贻教授、黄绍湘教授、任东来教授等）已经去世；第二部分是丁先生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培养的学生，在读书期间以及毕业后与先生交往中的个人回忆性文章；第三部分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部分教师与校外学者，在与丁先生的交往中的回忆；第四部分是对丁先生在美国史、世界史研究和教书育人等方面的学术评价。为了增强读者对丁则民先生个人的直观印象，我们甄选了23张照片。这些照片主要反映丁先生的人生历程以及他与学界的交往、他与学生的交往。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丁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由于有些照片年代久远，照片有些模糊，但是，人物形象及其基本特征还是比较清晰的。此外，在每一编开始之前，我们增加了简要的“编者按”，对该部分资料的要旨做了简单的介绍，帮助读者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在文集编辑的过程中，一种挥之不去的遗憾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早做准备，着手收集资料的时间也比较晚，因而本集中的材料，在结构上很不完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资料严重缺乏。同时，能够反映先生指导和培养学生的资料也比较少。
在我们收集丁先生的教学资料、个人书信与照片的过程中，许许多多友好人士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无私帮助。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先生获悉我们的意图后，热情地奉献出他与丁先生之间的许多私人信件和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找到的1952年丁先生制作的美国史教学计划，同时让我们从他主持的科学网上下载了大量的信息。好友任东来教授的夫人吴耘女士热情地提供了丁先生写给任东来的信件。同样，远在海外的丁先生的弟子卞历南教授也贡献了丁先生写给他的信件和几张珍贵的照片。丁先生的其他学生——包括王旭、游恒、韩宇、林艳、王媛——也提供了不少照片。丁克宜无私地将丁先生的讲义贡献出来，构成本书第一编的内容。北京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垚先生热情好客，不仅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且还贡献了当年与丁先生访问英国与希腊时的照片。在我们向与丁先生熟识的人士、学生、好友等各方面透露了征求纪念丁先生的个人回忆性文章之后，许多学者都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厦门大学的韩宇教授不仅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而且还主动与学界同仁积极联系约稿。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德高望重的黄柯可先生、研究美国环境史的中国学界第一人侯文蕙先生、辽宁大学的石庆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宫秀华教授、徐家玲教授等撰写回忆性文章，从各个侧面提供了当年丁则民先生在教书育人等方面的事迹。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尽管患眼疾多年，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关于美国牛仔文化的论文。当他尝试再书写一篇个人回忆性文章而屡次不成，不仅多次致歉，还同意将他的《牧畜王国的兴衰》后记中关于对丁先生的谢忱的文字收入本资料集之中，以示谢意。总之，没有上述各位热心学者的支持，我们就会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半途而废，这本文献集也恐难完成。当然，在编辑的过程中，我的研究生王万理、尚书喆、骆元生、韩虎强、刘依纯、刘阿龙和林筱茵等同学在文字输入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王媛的研究生在扫描丁先生的部分档案文献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在校对的过程中，吕洪艳博士与上述研究生都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尽量使资料集文稿差错率减少到最低。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丁则民先生十分重视教育和学术中的对外交流，因而其书信、文章和讲义中，许多人名、地名、立法名称、专有名词及组织机构等都是用英语表述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
时，提高英语水平。但是，在编辑中，为了遵守出版和编辑方面的规范性要求，我们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将原稿中的大多数英文译成汉语，从而保证阅读的流畅性，特此说明。最后，要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没有该社领导和责编的热情支持和服务，这部资料集就不会这么顺利与读者见面，在此一并致谢。
2018年12月于东师史苑

丁则民先生在学科上的建设、学术上的研究、人才上的培养以及他为国家贡献一生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去追念，去弘扬。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世界史学科的学科建设，包括课程建设、教材编写、研究生培养体制、学科师资队伍等方面。看完这本书，你不仅会学到丁则民先生的育人方法，还会感叹他在教育事业上的默默奉献。

这部资料集收集了丁则民教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资料，包括20世纪50年代为本科生设计的教学计划、70年代带领学生翻译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历史课程方案和部分美国著名学者的成果、80年代为研究生开设的美国史和移民史课程讲义、与学界同仁和学生的部分书信、学界对丁则民教书育人事迹的评价。这些资料在整体上反映了丁则民在人才培养、奖掖后学方面的精神和高贵品质，也是那一代学者教书育人的历史写照。

目 录
教学与研究编
《美国史教学计划》 003
美国华盛顿大学课程设置一览（历史部分） 006
对美国革命不断变化着的解释的评论 埃德蒙·S·摩根 / 066
关于美国内战背景的史学 戴维·M·波特 / 084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雷·艾伦·比林顿 / 115
查尔斯·A·比尔德  约翰·海厄姆 / 120
重 建 霍华德·H·比尔 / 127
一个公正的看法（1865 年）  陆军少将 卡尔·舒尔茨 / 136
有关重建时期的一般著作 J·G·兰德尔等 / 141
美国通史专题讲义 143
第一讲 北美大陆的土著居民与两个美洲发展差别的由来  143
第二讲 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与十八世纪美国革命（1775年—1787年）153
第三讲 美国建国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 160
第四讲 门罗宣言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172
第五讲 杰克逊的民主政治 180
第六讲 美国工业革命与十九世纪上半期工人运动 188
第七讲 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西进运动 198
第八讲 奴隶制与南北矛盾的日益加剧 205
第九讲 美国内战（1861 年—1865 年） 211
第十讲 南部的重建 222
美国移民史专题 235
交流与举贤编
关于在北师大讲授美国史课程致黄安年 287
关于研究生阶段的专业与英语学习致任东来 288
关于研究生工作和美国史研究致任东来 290
关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师资队伍建设与美国史研究的交流致任东来 291
关于赴北京研究生答辩和赴美交流看法致任东来 293
关于《镀金时代》撰写讨论致黄安年 294
访问美国五所大学的见闻 295
读《设想》后致刘绪贻同志的信 299
丁则民同志在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 300
培养研究生工作的初步体会 305
关于建议放弃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致王旭 312
关于帮助学生联系赴美进修致任东来 314
关于黄仁伟与王旭答辩及《镀金时代》撰写问题致邓蜀生 315
关于王旭与黄仁伟博士毕业答辩致黄绍湘 316
关于博士论文审阅致杨生茂 317
关于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致任东来 318
我的治学道路 320
关于研究生招生和学生毕业就业致任东来 330
研究生的选材与培养 331
研究生的选材与培养工作中的一个主要方式 332
关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的评价致洪慈同志 334
关于历史研究与人才成长致卞历南 335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337
关于争取富布莱特学者讲学致袁霁同志 340
关于人才培养致瑞诺德·豪斯曼教授 341
关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的信息 343
关于留学推荐致鲍大伟教授 344
关于美国史交流与青年教师赴美深造致任东来和吴耘 345
关于 1990 年—1992 年东北师大培养美国史研究生的情况致黄安年  347
关于提名为奖励优秀生论文的评委会成员致黄安年 349
关于推荐梁茂信参加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年会的报告 350
关于万心蕙奖学金论文的评审致黄安年 351
关于申请奖学金等问题致卞历南 352
关于身体状况与学术交流等问题致卞历南 354
关于梁茂信及四名硕士生毕业答辩致黄安年 356
美国史博士生、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程序——1994 年 6 月 13 日  357
关于推荐梁茂信申请香港中文大学资助课题的推荐信 359
关于美国史学术交流及胡锦山毕业答辩致黄安年 360
关于戴超武毕业答辩致黄安年 361
评《法律猛于虎：中国移民和近代移民法的形成》  362
关于袁鹏等人毕业答辩致黄安年 364
关于《美国政党史研究》的指导致李道揆教授 365
关于世界史学科调整的意见 366
关于身体状况致卞历南 367
关于韩宇等人毕业答辩致黄安年 368
关于韩铁博士工作安排致王旭 369
梁茂信受丁则民委托回复黄安年 370
关于孙群郎申请博士后致任东来 371
回忆我国一流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372
学界的追念与评价编
沉痛悼念恩师丁则民先生 安钰峰 / 381
师恩难忘，难忘恩师——写在恩师丁则民先生仙逝 5 周年之际  安钰峰 / 383
永在心中 戴超武 / 385
丁则民先生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评述 高 嵩 / 388
先生为我插上翅膀 宫秀华 / 407
丁则民教授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贡献 韩 宇 / 410
怀念恩师 胡锦山 / 418
记丁则民先生来北师大主持美国史硕士学位论文答辩（1984）  黄安年 / 421
忆 1985 年长春之行  黄安年 / 423
一个编外学生的感恩——写在丁则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黄柯可 / 425
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概述 黄仁伟 / 428
心香一炷悼丁则民同志   黄绍湘 毕中杰 / 435
滋兰九畹 溢香百园——我认识的丁则民先生  侯文蕙 / 436
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 年—19 世纪末）》  梁茂信 / 439
心中的映像——纪念恩师丁则民教授  梁茂信 / 443
逝者已去 精神永存——回忆丁则民先生与病魔抗争的日子  梁茂信 / 447
默默无闻的开拓者——丁则民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梁茂信 / 453
深切怀念丁则民教授 刘绪贻 / 472
2001 年 2 月 27 日上午前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皮尔森教授发来的传真全文  474
冬日里那温暖的阳光——怀念恩师丁则民教授  任东来 / 476
师缘虽浅，师恩亦重——写在丁则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石庆环 / 481
缅怀恩师丁则民先生 孙群郎 / 485
名师指点，终身受益——怀念业师丁则民教授  王 旭 / 488
学精思深 桃芬李芳 王 旭 梁茂信 / 494
写书做学问做人 王 旭 / 497
怀念我的恩师丁则民先生 王 媛 / 499
那一抹冬日暖阳——怀念丁则民先生  吴 耘 / 502
永驻心底的智者、长者、尊者——忆丁则民先生  徐家玲 / 506
我国著名美国史专家丁则民教授 袁 鹏 / 509
永存的恩典与记忆——《牧畜王国的兴衰》后记  周 钢 / 518

革命的社会观
当我们比较一下研究不列颠政治、帝国以及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们所持有的新观点时，就会发现某些矛盾。举例来说，我们怎么能强调一个为地方集团控制的政府的帝国远见呢？在把这些新观点协调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以前，我们只能探讨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相对重要性。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就是：这些新观点都要求我们重新考察诸如为什么竟然会爆发革命的问题。假如航海条例是公平的，假如美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执着于任何关于议会权威的特定观点，假如乔治三世不是暴君，那么，为什么殖民地人民还要追求独立呢？另外，革命又是什么呢？假如班克罗夫特的答案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将用什么样的答案来代替它呢？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最使历史学家们满意的似乎是卡尔·贝克尔所提出的答案了。他在《一七六〇—一七七六年间纽约殖民地各政党的历史》一书中指出，革命期间纽约的政治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地方自治和谁应该治理本地大家都知道这场革命是为了获得地方自治而进行的，换言之，就是为了独立。贝克尔的论述以及他著作的要旨都使人们注意（与独立战争）同时发生的殖民地居民自身之间的冲突。纽约也许是贝克尔能够阐述自己观点的最好的地方了。就像后来欧文·马克的一项研究（《殖民地时期纽约的土地斗争，一七一一—一七七五年》）证明的那样：革命前，殖民地政府被一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贵族所控制总督的政务会、殖民地议会、法院以至律师界都挤满了拥有大地产的人们或他们的亲属，这些大地产所有者在哈得逊河谷和康涅狄格河谷北部往往拥有十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尽管贝克尔没有统计资料证明这类事实，他还是相信纽约反对不列颠的征税和民众反对当地的统治阶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初，这些大人物带头唤醒了人民抵制不列颠的征税（可能因为他们从中看透了征税是对他们地方控制权的一种威胁）。但是，由印花条例引起的骚动，证明了这些贵族怕人民大众的程度可能甚于怕英国的控制。因此，他们从反英的行列中撤退出来，并且也试图使人民默许征税。但实施这个计划的时运不佳，印花税条例的骚动已使一批民众领袖涌现出来，他们是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在保守的贵族有把握地控制下的地方议会是够顺从的了，然而一些超出法律管辖范围的委员会仍然继续出现，坚持与英格兰相敌对。虽然，这些保守的贵族也常常加入这些委员会，并竭力想保持对它们的控制，但他们最终面对着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成为效忠派，或者和人民革命团体共命运。他们之中许多人，如约翰·杰伊、詹姆斯·杜安，都参加了革命，并保持了充分的领导地位，进而把一部保守的宪法强加于这个新生的国家。在以后的十年中，纽约的历史表明，在胜利的革命者之间，即以原先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一方和以小农为另一方之间展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贝克尔既没有主张纽约的革命仅仅是社会内部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也没有证明其他殖民地必然发生类似纽约的情况。以后的历史学家却多少把他的解释推进了一步。阿瑟·迈耶·施莱辛格在《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一书中，研究了所有殖民地商人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十二年动乱中的作用他发现，在最初反对食糖税条例和印花税条例当中，商人起了领导作用。不过，印花税条例引起的骚动使他们停顿下来。当汤森德条例获得通过后，他们再度采取不进口公约的手段，但却表示坚决反对暴力。当下层各阶级对不进口公约满怀热情时，这些商人却逐渐不那么热情了。一七七〇年以后，他们竭力想把下层阶级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防止与英格兰的敌对行动的爆发。仅当茶叶条例威胁到他们，把他们从茶叶生意中排挤出去时，他们才决心再次站出来带头反对不列颠。他们反对的结果是场大灾难，以至于他们许多人很快地退缩了。但是为时已晚。施莱辛格教授以独立的来临作为他叙述的终结，不过，在最后一章里，他展望了战争和战后的一些年代，看出了商人和贵族一起仍然和那些在这场革命的鼓动中变得突出的上述下层阶级进行尖锐的对抗。贝克尔和施莱辛格两人写的都是有关革命时期的一些特殊的发展，贝克尔写的是关于纽约的政治，施莱辛格写的则是关于整个殖民地的商人。J·富兰克林·詹姆森的著述则把整个革命看成是一场民主的剧变，它的开端可能仅仅是一次政治抗议，反对英国议会的那些条例，但接着以像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同样方式广泛展开，从而改造了整个社会。詹姆森说：“革命的激流，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被限制在狭窄的堤坝之间，必然广泛地扩展到陆地上来。”同时，他探查了众多的社会变化中的滚滚洪流，所有的变化都“趋向于一种均衡的民主制这个方向”。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在许多州的废除，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财产权的废除，效忠派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选举财产资格限制的降低，政府对英国国教的支持的废除——在这些以及相类似的发展中，詹姆森看清了谁应该在本地进行统治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正像贝克尔、施莱辛格、詹姆森所表述的那样：从社会观点来观察这个革命，就把殖民地人民自身的斗争夸大到最大限度，从而趋向于把殖民地与英格兰之间的斗争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看到了殖民地居民之间所以互相厌恶的原因，可是，他们为什么对英格兰如此愤怒却很少被明确地揭示出来。宣传可能是一个答案。有三本重要的著作已经探讨了用宣传方式导致民众敌视母国这一问题。在《萨姆·亚当斯：宣传工作的先锋》一书中，约翰·查斯特·米勒描述了一个人如何通过促成叛乱爆发的重大事件来领导马萨诸塞居民。菲力普·戴维森在《宣传与美国革命》中指出了其他一些鼓动家和他们组成的团体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利用全部殖民地的公众感情的。施莱辛格教授在《独立的序曲》中，对一些报纸和它们的出版商的作用这一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研究。这些书都包含了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宣传”一词已经失去了它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所具有的魅力。我们甚至再也不能自信，说我们懂得宣传的意思是什么。（真理能是宣传吗？或者宣传往往是虚假的吗？）然而，仍然存在着一种看法，即就其为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而言，这场革命是由于像萨姆·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鼓动家的努力而产生的，而他们却夸大了英国的罪过以便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对邦联与宪法所做的经济的与社会的解释这很难算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帝国学派和社会经济学派的历史学家们都还依赖于这个答案，他们对于寻求一个更好的答案都不太感兴趣。虽然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即美国革命是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这一命题还没有在对这个时期的任何深入研究中得到证明。实际上，那些强调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历史学家较少涉及殖民地敌视英国的原因，而谈论较多的则是后来的社会分裂的历史，贝克尔和施莱辛格都阐述过独立之前一段岁月这种社会分裂的历史。这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下述问题：那些殖民地内原有的统治阶级遭到过什么情况？他们是否被彻底推翻，因而导致新的美国各州完全地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所统治？由阿伦·内文斯和最近伊莱沙·道格拉斯先后对新生的州政府所做的两项概括的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原有的统治阶级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没有被彻底地更换。尽管新州政府可以比旧政府给予下层阶级更多的好处，但是富人和出身显贵的人仍在继续发挥其强有力的影响。接着，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同该世纪七十年代一样，阶级与阶级之间旗鼓相当，互相对阵，每一个阶级都企图控制政府。因此，社会分裂就像在《独立宣言》发表以前一样，也可以当作了解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以后这一段历史的钥匙。关于这一点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读查尔斯·比尔德所写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九一三年版）一书，它是所有撰写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比尔德的书是继贝克尔的研究之后不久出版的，虽然此书并没有涉及革命的本身，但它也许比贝克尔的书谈论更多的是劝告历史学家，必须用阶级冲突的观点来观察美国革命的全过程。比尔德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的五十五名成员逐个地进行审查（比尔德在运用这种历史调查的方法方面先于纳米尔）。根据财政部的档案，比尔德能够证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握有公债券，它们作为新宪法的一项成果而提高了价格。他们通过强化政府和提高合众国的信用使他们对政府公债的投资得到了偿还。他们也许是按照对他们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的假设行事的，但是比尔德指出，这些人当时并没有投资于不动产，而是投资于动产；他们制定宪法就是为了保护动产的安全；而他们之所以能使这部宪法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大多数居民没有参加投票。这样，从比尔德的研究来看，那些开国元勋们是作为一个有才干的资本家投机商集团出现的。他们成功地哄骗了一般平民百姓去接受一个以有利于少数显贵们为目的而设计的政体。比尔德所说的一些动产所有者就是阿瑟·施莱辛格提到的那些商人以及卡尔·贝克尔提到的那些纽约贵族在经济方面的后裔，或者也可能就是他们本人（从“独立宣言”到制宪会议只有十一年），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如果比尔德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似乎是那些在一七七六年失去了控制权但还有影响的贵族在一七八九年又夺回了全部的权力。
上述结论是梅里尔·詹森在对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两项研究中加以详细说明的。较早期的一些著作把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看作是前途暗淡的时期。那时，取得战争胜利的美国人由于地方之间的争吵和妒忌的危害而处于危险局面。约翰·菲斯克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把这个时期称作“危险时期”。他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正处在瓦解状态，无力提抗外侮，它的商业和贸易都衰退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缺少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其他的历史学家们都已认识到，菲斯克描绘的这幅图景并不完全准确，而詹森则在《邦联条款》和《新国家》两本书中都正面批驳了菲斯克的观点。詹森论证说，“邦联条款”是“独立宣言”原则的政治体现，而“独立宣言”则是民主革命的体现，这次革命既反对地方贵族统治，又反对英国。在根据《邦联条款》产生的国家实体的整个时期里，那些保守的贵族们时刻都阴谋重建大不列颠先前曾竭力建立的那种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如果说这个时期存在着危险，那也是由这些“勉强的革命者”造成的。但是，不管怎样说，这个时期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糟糕。由各州设立的地方关税一般说来是针对外国的，而不是针对邦联其他成员的。美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是当时整个欧洲局势的结果，并不是美国的软弱造成的。在废弃邦联条款以前，美国的经济繁荣已经开始出现了，而贵族们所真正厌恶的则是这个时期的民主制度。这样，从不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于从一七六三年到一七八九年整个时期的一致的解释。其首要的论题就是阶级冲突以及谁将在国内进行统治的问题。在独立之前的动乱时期，群众被发动起来去反对被信以为真的英国暴政，但是群众发现了另外一些更加显而易见的当地暴政，从而对之发泄了他们的愤怒情绪。随着独立的到来，群众就设法谋求多方面的改革以争取更加广泛的民主制度。但是，那些保守的财产占有者和资本家投机商们却千方百计紧握权力不撒手，他们终于随着宪法的正式通过占了上风。这种解释是由几个不同的互相呼应的研究部分构成的，因而引人注目。这种从整个历史时期做出的解释是有意义的，甚至指出了对美国历史的其他阶段探求相类似解释的方法，那就是把美国历史的其他阶段看成是反对上层阶级专制主义的渴望民主的解释的方法，那就是历史。这种解释企望把一八〇〇年杰斐逊派的革命，杰克逊的民主制以及平民主义、进步主义、新政等都看作是“七六年精神”的化身，而把联邦主义者、辉格党人、内战后的共和党人等都看作是复活了的贵族统治的代表。